前沿研究 | AJAE 明清时期的棉纺织革命与妇女守节
本期专题
发展与政经：农业生产与“文化”
导读
自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学者Gary Becker 教授首次用经济学分析方法解释婚姻决策起，经济学者便意识到现代经济学基本的边际成本-收益框架有助于理解诸多看似无关经济的社会和文化问题。近年来，以经济学的视角解释社会文化的形成和延续日益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领域。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为读者介绍四篇讨论农业发展与社会文化演进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探讨了中国古代绵延千年的守节文化和棉纺织工业的关系。
编者按 | 本推文经原文作者之一王晓兵教授斧正。特此鸣谢。
原文信息：
Liang, Ruobing, Xiaobing Wang, and Futoshi Yamauchi. Cotton Revolution and Widow Chastity in Ming and Qing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forthcoming https://doi.org/10.1002/ajae.12085
不少经济学者试图探寻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和其演进规律的经济学基础。他们考察过社会性别分工，社会规范（social norm），出生性别选择，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信仰等和经济条件的关系。
寡妇守节（widow chastity）在中国作为一个社会规范有着漫长的历史沿革。人们通常刻板地认为，寡妇守节不过是儒家礼教制度的产物，鲜少探讨其经济学基础。这种传统真的只是中国的独特“文化”造成的么，还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学原因？
基于欧洲和美国数据的研究发现，女性对结婚和再婚的选择深受婚姻带来的成本和收益的影响。各国不同的婚姻制度导致女性从婚姻中继承财产及获得其他经济利益的能力不同。历史学家李伯重、张彬村通过对古代中国的考察还发现，农业生产技术的改革会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进而影响其经济能力（financial capacity）、社会地位以及社会行为。
承接这一思路，三位作者利用中国明清两代的府级（prefecture-level）面板数据考察了织棉技术进步对于寡妇守节这一社会规范的影响。该数据包含八万多受旌表守节女性的纪录，府级劳动力和工资情况、人口、科举配额等信息。
作者首先回顾了寡妇守节传统的由来。明清两代，政府对于寡妇守节一直持鼓励态度，对长期守节者进行表彰。此外，长期守节者的娘家人可以免服劳役。但是，女性长期守节绝非易事。选择不再婚的女性需要独自抚养幼子，赡养父母，承担极大的经济压力。而政策的鼓励并不能对守寡女性提供直接的经济帮助。因此，单从政策、文化鼓励很难完全解释明清两代守节现象大增的趋势（如下图）。
图片来源：Liang et al. (2020) Figure 1
作者指出，明代中叶开始迅速在中国推广的棉花生产和不断进步的手工棉纺织业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劳动机会，与守节行为的演进密切相关。明代的棉纺织业发达。棉布一度成为继瓷器、丝绸后明代远洋贸易的第三大商品。晚明之前，从事棉纺织业不足赋予女性独立养家的能力，因而只能作为家庭副业存在。其后，棉布商品化加深与棉纺织技术进步使得女性的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成为纺织业的劳动主力，并获得可观的收入。收入的提高可以使女性经济更为独立，有能力在丧偶后选择不再婚。
顺着这一思路，作者构建了一个简明的理论模型。该模型可以描述寡妇在守节和再婚之间的选择机制。根据模型推导，寡妇从事棉纺织业的收入上涨，再婚后家庭事务增多，以及社会对守节的褒奖增加的情况下更倾向于长期守节。
基本的计量模型以明代或清代各府每万人受旌表守节寡妇数量为因变量，以某府和当时织棉技术中心（松江府）的距离以及该府的产棉传统为主要解释变量。为了排除样本的选择性偏误（selection issues），作者检验了儒家礼教制度对于寡妇守节的影响。他们用某府与北京的距离，某府与该省首府的距离，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做了辅助分析。
实证结果显示，某府与技术中心的距离增加1%，该府每万人中长期守节的数量就显著地下降37-44%。该结论在加入一系列有关文化制度的控制变量后依然稳健。另外，作者还用玉米的生产、武装冲突、自然灾害等信息来控制人口变化对于守节的影响，基本的实证结果不变。文中多个细致、巧妙的稳健性测试值得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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